本文是对中国著名的纺织考古学家，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专家，中国文物学会纺织专业委员会会长王亚蓉先生进行的访谈录。在文中，王先生回顾了自己在纺织考古事业上主要的人生经历：从早年追随沈从文先生学习开始，到与王㐨先生并肩作战；再到后来两位长者和尊者离去后，只能自己孤独地往前走，并为中国纺织考古事业培养接班人。最后，在文末，王先生对我们年轻学子寄予了殷厚期望。

王亚蓉先生简介：

王亚蓉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纺织考古学家，古代纺织品保护与修复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纺织考古部部长，中国文物学会纺织专业委员会会长，首都博物馆顾问，湖南省博物馆顾问，吐鲁番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国际服饰学会理事，北京大学纺织考古博士生指导老师，北京服装学院特聘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导师。曾多次赴日本、英国、法国、荷兰、韩国、香港、台湾讲学、展览或参加国际会议等学术交流。

王亚蓉先生自1974年开始追随沈从文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绘制了七百多幅插图，与王㐨先生一起协助沈从文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沈从文先生晚年最得力的两位助手之一。

几十年来，王亚蓉先生先后参与、主持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荆州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北京大葆台汉墓、河北满城汉墓、新疆尼雅贵族夫妇合葬墓、北京老山汉墓、杭州雷峰塔地宫、江西靖安东周大墓和江西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等多处大墓的发掘与丝织品的保护工作。自1985年开始以战国、汉代出土的纺织品为标本，开展古代纺织品的实验考古学研究，成果曾在香港、日本、荷兰、韩国进行展出。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插图）、《中国民间刺绣》、《沈从文晚年口述》、《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洞藏锦绣六百年——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元代文物》等，在国内外会议和杂志上曾发表论文十余篇。

丁培利（以下简称丁）：王老师，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访问，使我们年轻学子能更了解您，了解纺织考古，了解中国古代服饰文化。首先，我特别好奇，您早年就学于中央工艺美院，后来怎么追随沈从文先生走上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道路呢？

王亚蓉先生（以下简称王）：我最初在一家玩具公司工作，为其设计玩偶，是一名美工。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里，我连续多日泡在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查阅资料，为设计我的小猫、小狗、美术人形……寻些感悟。20世纪70年代图书馆是门可罗雀的处所，终日寥寥几人。“姑娘！你来查什么呀？怎不抓革命去啊！”这天，多日相邻阅书的清癯长者突然向我发问。交谈一会儿，老先生告诉我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杨纤如教授，看见这时候年轻人还看书非常高兴，“我有一位老朋友，他会有极多的形象资料。如果你信得过我老头子，把你的电话告诉我，如果他愿意，我带你去拜访他！”

就是这么偶然的一个机会让我认识了沈先生。当时他正在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当时的书名为《古代服饰图录》），急需要人帮他绘图，所以我就从帮沈先生绘图开始，走上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道路。

丁：说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这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您也参与了其绘图与编修工作，能否请您简单的介绍下这本书的编写与出版情况？

王：上世纪六十年代，周总理外出进行国事访问时，总被邀请参观其他国家的服饰博物馆、蜡像馆。回国后，周总理就说我国历史文化那么久，新旧材料很多，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有系统地编些这类图书，今后出国时，作为文化性礼品送人？

问中国现在有没有人可以担当此任，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先生就推荐沈从文先生来做。尽管沈先生对中国古代服饰、器物的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从此时起（1964年）则开始全力以赴地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了（当时的书名为《古代服饰图录》）。

但是，这本书从开始编写到最终出版，经历了18年，期间遭遇了种种坎坷。1964年沈先生受命编写时，中国历史博物馆调拨陈大章、李之檀、范曾协助沈先生工作，负责书中图的绘制。本书原计划编写十部，1965年二百幅图及说明的试点本完稿。当时这部书选的是历代争论较多、问题较多的题目，沈先生以新的视角和观点进行阐述，提出了很多新见解。这本书由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承印，当时打出了十部样稿送审。谁知“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本书被说成是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大毒草”，沈从文先生也因而被批斗，导致家中藏书被七分钱一公斤卖掉，一麻袋与徐志摩、胡适、胡也频等人积攒了五十余年的信件被焚毁“消毒”，沈先生一个家被抄了七八次。也因为此，他的三个助手离开了他，甚至，范曾还贴多张沈先生的大字报！深深地伤了老先生！

尽管条件这么艰难，沈先生依然没有停止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工作，后来在五七干校又把书稿部分默写了出来，把一些有疑问的地方标示出来以备日后有机会再查证。1976年，周总理的逝世对沈先生打击非常大，沈先生伤心至极，曾一度眼睛充血到无法视物，他认为没有让周总理看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成书，心中充满愧疚，从此，就更加抓紧时间，急迫地想要完成总理交给他的任务。当时，我和王㐨先生就白天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工作，下了班就到沈先生的东堂子胡同的小屋里，默默的配合他工作。

1978年，沈先生以学科带头人的身份调入中国科学院，应沈先生的要求，胡乔木院长特批我和王㐨先生作为其助手协助他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工作。社科院随后在历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室，沈先生任研究室主任，没有设副主任，我是学术秘书，王㐨先生主持日常工作。

最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文字部分增加到了二十多万字，图片也在之前两百幅图的基础上增加了七百多幅，插图均由我绘制完成。后来不停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书中插图的编排有“图”与“插图”之分，这么麻烦？统一编写图号不是更方便吗？这是因为，以“图”命名的那部分图片是“文革”前完成的，是由周总理审阅过的，后来又增订进去很多内容，在出版时，沈先生一定要加以区分，保留之前的体例，是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纪念。

书稿完成后，在出版上又遇到了麻烦。我们先后找了北京轻工业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但因为国内出版技术的限制，他们都要求与日本的出版社合作出版。沈先生坚决不同意，说周总理嘱托的一本书，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能印出来呢！这本书宁愿不出版也不会给日本出！并且他认为当时日本那么热情地想出版这本书是有目的的。

后来我把这些情况给中国社科院领导反映了，当时担任秘书长的是梅益同志。在之后的国庆招待会上，梅益秘书长遇到了香港出版集团的蓝真先生，说起沈先生的服饰研究书出版之事，蓝真先生立即表示愿意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据了解他们的印刷质量也很好。我马上把这个情况转告沈先生，沈先生知道后非常高兴。后来商务印书馆总编李祖泽先生专门来到北京和沈先生洽谈。双方谈得很顺利，沈先生的兴致也很高。

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出版准备，中国社科院当时专门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租了几间房子，沈先生、沈夫人、王㐨先生和我，另外还有一个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胡戟，我们几个人在友谊宾馆工作了近八个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后期工作基本都是在那儿完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书的编、写、校全是我们参与做的，商务印书馆只是负责出版和印刷的相关事宜。1979年，沈先生、沈夫人、王㐨先生和我一行四人到广州香港商务印书馆办事处校对付印稿，然而，校对工作也并不顺利，因为香港使用的是繁体字，而我们已经改成了简体字，又因为当年的电脑功能局限，在文字简繁转换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我们四人花了将近两个月才将书稿校对完成。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印出来后，非常精美，当时印了两百本豪华版的，用锦缎做的封面。为纪念周恩来总理，沈先生将豪华版第一本赠送给了邓颖超女士。后来外交部买了几十本豪华版作为国礼赠送外宾。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第一个被送对象是美国的尼克松总统；第二个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第三个是胡耀邦访问日本时，给日本天皇送了一部。

丁：这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粗看是一本服饰通史，但细读又发现它很不同于一般的通史著作，虽然主要谈服饰，但里面又涉及到了青铜、陶瓷、玉器、绘画等等其他艺术品。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沈先生用的是什么研究方法吗？

王： 沈先生对各种文物深富探究，建国初调整琉璃厂古董铺即检视过几十万件各类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藏品都经过他的手、过过他的眼。沈先生熟习古典文献、杂书笔记，且博闻强记，因此他运用了一种不同于常人的方法，从实物出发，即“史实相证”或者说图像与文献二重印证的研究法。对沈先生后半生工作要评价的话，我和李之檀先生曾一致认为定义为“形象历史学家”较为准确。

此外，在当时的学术界，学科分类也非常清晰，研究青铜器的就只做青铜器，研究玉器就只看玉器，研究陶瓷就只关注陶瓷，而沈先生认为“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联系”，在自己的研究中打破了这些条条框框，虽然做服饰，但是所引材料包括铜器、玉器、陶瓷、壁画、书画等等，涉及图像和实物，算是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然而，沈先生的方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非议，很多大学者不认可，甚至说：“一个搞文学的，懂什么历史！”但现在学术的发展却证明了沈先生的方法多么具有前瞻性。英国有位教授叫柯律格，他很早就开始中国的艺术史研究。他提出了“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即打破了艺术品的分类，将它们都作为“图像”来进行研究；甚至还提出了“图像环路”的概念，即他认为一个题材，比如“麻姑献寿”的题材，它不仅是画家所喜爱的绘画素材，还常常被表现在刺绣作品上，表现在家具装饰上，等等。这样一来，他进行的研究必须涉及各个艺术门类，他称之为“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艺术史（只关注书画）研究的瓶颈，极大的扩展了研究的范围，刷新了人们的视野。但事实上，沈先生进行这样的研究比他早了几十年。

另外，沈先生这本书的贡献不仅为我们梳理了古代服饰史，为我们指点了研究方向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从中间随便抽出个词条都够我们展开做篇大论文，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研究素材。所以沈先生常说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好东西太多了，足够我们研究好几辈子的！这也说明中国古代服饰史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富饶的土地，你们年轻人如果踏踏实实地干，一辈子都研究不完。

丁： 跟随了沈先生这么久，他的什么精神、态度对您影响最大？

王： 首先是沈先生独具的睿智和豁达的胸襟。沈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出生在边远的湘西苗乡，年轻时只身来到北京，在那个年代，完全靠着自己超乎常人的毅力和艰苦卓绝的奋斗，在文坛闯出了自己的天地。沈先生说“我这辈子只想做个合格的公民。”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朴素的愿望，在那个年代却是最“天真”、最难办到的。后来，沈先生被人戴了很多不公正的“帽子”，最终不得已放弃文学创作。而他却又另辟蹊径，在夹缝中又闯出一片新天地。但是，“文革”时又遭恶劣环境。即便是这样，沈先生也从来没有抱怨过，难道沈先生真的无所谓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沈先生是个文学家，心思是很细腻、敏感的。但他非常善良，不管身处怎样恶劣的环境中，他总是不断完善自己，默默承受很大压力；他不管别人做了多伤害他的事，都不去计较，只尽力做好自己。另外，他有很多人生体验，对很多事情都能够坦然面对，也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所以当我们想为他辩解几句时，他总是阻止我们。最后，我觉得是因为沈先生有热爱的事业支撑着他，不管外面怎么对他，他总能静下心来做自己的研究，他知道这些才是最有意义的。

另外，老先生的记忆力超强，先生可以说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记得1975年，沈先生带我和王㐨先生去参观历史博物馆，看到一幅社会生活画《大驾卤簿图》，这个残卷上面有两千多个人物，是皇帝出行的仪仗，由许多方阵组成，根据礼仪的要求，每个方阵穿的、戴的以及手上拿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都认真看了很久，回去以后，沈先生就向我们提问，你们看第七方队，前排人物腰间佩戴的物件是什么?当时我和王㐨先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有些许印象，但不具体。而沈先生却记得非常清楚，一连串说了好多，王㐨先生记下来一一去核对，完全无误。

再就是勤奋。沈先生一生手不释卷，到最后高血压非常严重的时期，视力受影响，他侧着眼睛也要读书。有时他让我们帮忙查资料，告诉我们哪本书第几部第几卷。我们去查，保准在那儿。博览群书的人不少，但能把具体的、细小的东西都对得上的人寥寥无几。除了非凡的记忆力之外，勤奋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沈先生常说：“我是相当蠢笨的一个人，就是有耐烦，耐烦改。”因此，“耐烦、认真”是沈先生反复强调的工作原则，这是沈先生始终教诲我们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这句话一直指导着我从事考古工作，我认真了，耐烦了，才有缘得见了两千多年来的许多宝物，到现在我也用这一条来教导我的学生。

丁： 王㐨先生是你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对于他我们了解的并不多。最近他的手稿《染缬集》出版了，使我们对染缬工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下王㐨先生及他的主要贡献？

王： 王㐨先生协助沈先生工作比我早了20年。当时和他相识时，他已经是考古所技术室负责人了。王㐨先生的社会阅历非常丰富，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退伍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工作。王㐨先生是一个非常专注、用心、细心又有才华的人。他喜欢画画，在朝鲜看到一些没见过的植物，就画下来；在朝鲜吃苹果，他觉得很好吃，就把苹果核留着，然后寄给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抗美援朝复员时，植物研究所邀请他去工作，而他也考取了鲁迅美术学院。王㐨先生就和沈先生商量，要去哪里。沈先生认为王㐨先生去考古所比较合适，后来王㐨先生就听从了沈先生的建议，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工作。

到考古所后，因为王㐨先生非专业出身，又仅是小学学历，就被安排做党支部书记。但王㐨先生肯吃苦、爱动脑、动手，从不闲着，靠着自己的钻研和勤奋做了考古所技术部主任，并且后来成为中国考古领域最具实力、最负盛名的文物保护专家。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是他修复的，震惊世界的马王堆大墓的纺织品考古部分是他主持的，还有法门寺地宫、湖北荆州马山楚墓等等早期重要的出土纺织品的墓葬几乎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发掘的，正是由于他的巧手，我们才得以见到这么多精美的纺织品文物。

最重要的是，王㐨先生发明的“丝网加固法”，我们在文物修复中一直用到现在，并且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哪种方法能优于它。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承接了一个高难度的国际项目——修复阿尔巴尼亚的两部羊皮书，“二战”时被埋在地下，埋了25年，腐蚀非常严重。当时，阿尔巴尼亚找法国、意大利修复，因为难度高而被拒绝；最终，他们决定送到中国来修，周恩来总理接下了这件工作，中国无偿给他们修。所以这是一个重要国际项目，当时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化学所承接这个项目，王㐨先生主持这项工作。他试验了无数种材料，最终选透明度和韧性都非常好的单根桑蚕丝；化学所同事经过许多试验，选择了可逆性粘合材料聚乙烯缩丁醛。这种丝网加固法就避免了中国传统书画托裱法的一个弊端，即必须牺牲一面。丝网是透明的，韧度又非常好，既起到了加固作用，又可以看到背面的文字。后来这种方法一直用在我们纺织品文物修复中。

王㐨先生是个非常用心的人，坚持每天记日记和工作笔记，在工作中有什么想法、试验步骤都非常清晰地记录下来。最近出版的《染缬集》就是把王㐨先生当年探究染缬方法的手稿、日记整理出来，供大家学习。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王㐨先生参与的大同万人坑的发掘。山西大同煤矿万人坑埋葬的是在“二战”期间被日军残害的中国矿工的遗体。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5年间，日军在大同矿区掠夺了1400万吨煤炭，却残杀了6万多名矿工，这些矿工的遗体就被随意丢进大同煤峪口“南沟”半山坡的两个自然山洞里。当年，王㐨先生和其他的考古工作人员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对这两个山洞用了科学的考古方法进行整理发掘。王㐨先生在发掘过程中做了详细的笔记，这是考古史上一份血腥而沉重的记录，然而当年在国内却找不到愿意出版的人，最后是在香港商务印书馆付印出版。就是在这次发掘中，因为需要常年在黑暗阴冷的山洞里工作，还有躬身把一具具干尸背出来，王㐨先生由此加重了肾病。这本书，当年香港商务印书馆送来了2万元的稿酬，而王㐨先生却将其悉数捐给大同万人坑纪念馆！由此可见出王㐨先生的高风亮节。

2014年，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我前往香港商务印书馆将曾经的书稿经商务印书馆特批返回北京，委托万卷出版公司出版，2014年12月，在首个抗日战争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这部《山西大同万人坑发掘纪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公开发行仪式。或许这也是对抗日战争期间死难同胞的最好祭奠，王㐨先生若地下有知，他会感到欣慰的。

丁： 1988年，沈从文先生离世后，1997年王㐨先生也走了，曾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三人小组现在只剩下了您，他们的相继离世想必对您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王：1988年，沈先生的辞世对我和王㐨先生打击很大，但还好我们两个人还能互相依靠，互相帮助。但是1991年，王㐨先生因尿毒症，每周三次透析，离不开北京，去不了考古现场了。所以从那之后很多田野的发掘和室内的整理工作便落到了我一个人的肩上。1997年王㐨先生也过世了，可以说那时我的两重天都塌了。当时我受的打击是相当大的，曾经一度萎靡不振，找不到方向。后来在考古所原所长徐苹芳先生的鼓励下，我也考虑明白工作还是要有人做，这个学科也要继续走下去，我不能让沈先生开创的事业断在我的手里，不能让两位先生在地下难安，所以这一路还是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

我退休之后，2000年，时任首都博物馆副馆长王武钰先生找到徐苹芳先生，希望我出来培养接班人，当时我刚做完膀胱癌手术，但我想纺织考古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项事业绝不能中断，虽然身体力不从心，也依然决定开始带学生，就在首都博物馆，建立起了纺织考古修复队伍，为建设新首都博物馆修复了北京文物研究所发掘积攒近半个世纪出土的纺织品文物。后来2008年，在抢救社科院绝学的学术政策下，社科院考古所的所长对我说：“王老师你别在外边忙了，还是得管管娘家。”这样我就又回到了考古所，在这边又建立起了一个团队。很多人认为沈从文先生和王㐨先生过世后，他们的工作班子就没有了。事实上我和我的学生、助手们都一直在沿着沈先生的方法坚持做到现在。虽然现在我已经74岁了，但还在考古第一线上奔波。我曾经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团队里最年轻的一员，而现在我是最年长的。我希望尽我的绵薄之力，为在这条道路上求索的年轻人铺路，将沈从文先生和王㐨先生一生奉献的纺织考古这门绝学和中国服饰文化研究延续、发展下去。

这些年，我带着我的团队先后主持了新疆民丰尼雅东汉墓、北京老山汉墓、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湖北沅陵元墓、北京石景山清代武官墓、江西靖安东周大墓、江西赣州慈云寺塔北宋文物、河北省隆化鸽子洞元代洞藏、辽宁省叶茂台辽墓、江西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江西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等多处纺织品文物发掘和修复保护及研究工作。

丁： 您一辈子都在做纺织考古，甚至现在还奔赴考古现场。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墓葬，有没有哪些墓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 当然有了！（谈及这个问题，王老师脸上绽出慈祥的笑容，眼中流露出温和的目光，就像是一位母亲骄傲地谈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比如，1996年新疆尼雅东汉墓是我独立完成的首个大型纺织考古墓葬的工作，我成为中国第一个为木乃伊剥脱层层衣服的带头人。

还有2000年发掘的老山汉墓。当年发掘老山汉墓时，原考古所老所长徐萍芳先生早早就给我打过招呼“王亚蓉，您最近可别外出，这个墓随时会有纺织品出土”。但是发掘到主棺就发现它坍塌的非常严重，大家都觉得不会再有东西（纺织品）出来了。结果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电话要我去现场，原来在两层棺板之间发现了红色的、带有刺绣痕迹的东西，当时我们非常惊喜，说出现朱染的纺织品了，结果后来才发现是棺板上的朱漆染（印）到了纺织品上，因为这么重的棺板，经过两千多年的叠压，棺板内壁髹的朱漆被压印到了纺织品上。但是这件荒帷的顶饰刺绣纹饰还是很精美的，是一种新的汉代纹样，是锁绣工艺。当时这件荒帷的修复工作只有我一人在做，这一件就做了五年！（如图一）

图一 老山汉墓荒帷揭取修复保护

还有江西靖安东周大墓，唉！这座墓一直是我心头挥之不去的痛啊！2007年我接受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建议，带队参加了后来被评为当年“十大考古发现”的“江西靖安东周大墓”的纺织品发掘保护工作。2007—2009年我带了首都博物馆的七名学生一直在工地旁边粮库里我们临时改造的工作室里进行清理发掘。这是一座很特别的土坑竖穴墓，墓内葬有紧密排列成3组的47具棺木，经人类学家对其出土的人骨进行鉴别，认为她们均为女性，且年龄从15到25岁不等。每天的工作量是很大，很辛苦的，但令人欣慰的是，每天都会有新发现：在清理六号棺时发现了黑红似漆器般的精美几何纹锦，它是该批出土文物中精度最好的一件。其经线密度竟然达到了每厘米经线240根！（如图二）

图二 江西靖安县东周大墓出土几何文锦

先祖们的高超技艺着实令我们惊叹，这么高密度的织物在当时是怎么织出来的？织机情况如何？等等，这座墓带给我们太多惊喜和疑问。然而，2009年，就在我们第一阶段的抢救清理工作进入尾声，最为重要的关头对难以处置的纺织品文物的进一步清理保护尚未正式开始时，紧张的工作居然被硬性喊停了，要给大专家看！为了文物，我只能采取唯一可行的保护措施，对文物做好临时保存，但不想这个“临时”居然持续了三年。直到2011年，国家级考古、保护界专家现场会召开，认为仍然需完成最重要的五具棺木中纺织品文物的清理工作，再次报批方案仍由我来完成。可棺木离开地下已经三年了，没有了密闭的埋藏环境，未获及时抢救的脆弱衣物怎受得了这样的消磨？

我认真了、耐烦了，有缘得见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宝物，当时是那么的快乐与欣慰。已过古稀的我拼命伺候着它们，那么多年轻的双手陪着我一起不计寒暑、毫无保护地浸入清理尸身所需的2℃的水中，我们却只是感觉到幸福与责任。文物不能得到及时的抢救，东周的衣式毁掉了！如今，我的自责与郁结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我想或许正是我还不够努力，还有那么多人对纺织品的抢救保护工作的紧要性与责任感一知半解，才导致了这个遗憾的发生。靖安的工作，我会带着学生们继续尽力去补救。同时，对于纺织考古的总结与整理，对于服饰文化的研究与拓展，我会更加地不遗余力，我必将以自己所剩下的全部心力与时间去让下一个“靖安”得以保全，不让我切身所痛之事再有发生。

丁： 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国家的遗憾，是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那么现在您及您的团队在做什么工作呢？

王： 我目前在中国社科院纺织考古部带领着一个年轻团队，从考古现场的发掘、清理、提取工作，到纺织文物实验室的保护修复工作，再到对文物进行实验考古学的研究，我们都在进行，力求做到考古、科研、生产、教学相结合，使我们国家的服饰、纺织文化及其研究工作传承、发扬下去。

自08年这个纺织考古部建立，我们已经完成了很多项目，比如，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2011年才结项的江西赣州慈云寺塔出土文物的修复工作。2006年，赣州市博物馆在对慈云寺塔进行整修时，发现在塔的四层有个暗龛（天宫），里面杂乱堆放了四百余件文物，有纸、绢书画，青铜佛像，泥塑佛像，木雕佛像等，属于佛教瘗埋的文物。这些纸、绢文物糟朽不堪，已经碎成有小到指甲盖的残片，当时博物馆的人一筹莫展，后来有人说国内只有王老师能做这个事，所以就请我过去。对这批文物的修复用了5年时间，期间我们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这堆残片进行挑选、分拣，再根据画意进行拼图，最后修复出了30张北宋供养画、木佛泥塑造像19件。这个过程就需要做到“细心、耐烦、认真”。这批材料非常重要，属北宋早期的文物，并且这些供养画中提供了很多前所未见的题材，连宿白先生来看，都直呼“看不懂，看不懂”！（如图三、图四）

图三 江西赣州慈云寺塔出土文物

图四  江西赣州慈云寺塔出土文物细节

还有2009年我开始对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纺织品进行第二次修复。为什么说这是第二次呢？这个墓是在1974年发掘的，当时这些文物出土时也是非常糟朽，层层叠压在一起，根本分不清楚，并且触手即碎，织物碳化较严重。但尽管如此，文物上面的金线还熠熠发光，这是缂金织物，并且用的是扁金线，非常特殊，以前我们见到的都是圆金线，这些织物的织造技术是很高超的，同时从该墓出土的其他随葬品可见出这座墓的规格之高。因此，这些纺织品一直被暂时放置在库房里，没人敢随便动它。（如图五）

图五  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北方片金缂丝织物

后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的发掘，出土了一批状况与之类似的文物，为我积累了经验。1992年我又一次来到辽宁处理这批文物，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博物馆根本没有经费，我的食宿首先就是个问题。但是时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的徐秉琨先生让我住在他家里，我就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睡了一个半月，徐夫人照顾我的一日三餐。就在这种条件下我对这批文物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分层、揭取工作。时隔多年，2008年我又开始对这批文物进行第二次修复，目前修复工作已接近尾声。

还有2010年开始的修复保护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的唐至五代时期的七十余件（套）丝织文物，目前已经结项，这些文物现在在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里进行展陈。（如图六）

图六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褐地大花窠骑虎人物纹锦衣残片修复前后对比

2001年，江西南昌市发现一座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墓中出土了六十余件（套）丝织文物，这批文物非常精美、完整，对研究明代服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批文物最早在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保护修复，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现在在我们这里正进行二次修复。（如图七）

图七  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团翟纹缎地妆金织凤纹云肩通袖襕上衣修复前后对比

2007—2009年，我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派，主持了江西靖安东周大墓纺织品文物的发掘清理工作。现在我们将这个大墓的5具棺中的丝织品取回到实验室里进行保护。

2012年，我们修复了一件山东日照出土的西汉荒帷，这件荒帷和2000年我做的北京老山汉墓的荒帷非常相似，同样都是锁绣。此外，还有山东齐故城出土的几件战国丝织品残片，这是北方地区唯一一批战国丝织品，非常珍贵。北方墓葬由于其埋葬的地理原因，很难保存下丝织品，战国这么早的丝织品能保存下来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目前我们也已经将其修复完成。（如图八、图九）

图八  山东日照出土西汉荒帷顶部锁线纹饰修复前

图九  山东日照出土西汉荒帷顶部锁线纹饰修复后

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方面，现在有两个工地：一个是北京房山琉璃河明代宦官墓；还有一个是国家级的发掘项目——“江西新建墎墩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从2014年到现在，我和我的团队参与被定为世纪大发现的“江西新建墎墩西汉海昏侯墓”的发掘工作，我是这次“考古五人专家组”成员之一。

除了这些发掘项目外，室内修复也有好多项目。现在正在做的有江西宁靖王夫人吴氏墓的修复和元代梳妆楼出土纺织文的修复。

另外，我现在还在努力申请一个国家项目——“建立中国历代服饰文化博物馆”。中国有很多博物馆，也有很多类型的博物馆，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历代服饰博物馆”，不得不说这是个遗憾，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缺失。沈先生还在时，就常提到建个“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他说像做马山楚墓出土衣物的复制工作一样，每出土一件成熟的作品，我们就做一件，这样，积累起来，弄个屋子摆起来，就是个历代服饰博物馆！就是这么俭朴的愿望，由于种种原因，老先生临走也没有看到它的实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遵循老先生的指示在做，对经典的服装进行复原。现在我也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看着至今这个博物馆还没有头绪，心里很着急、难过。

丁： 您带领这个年轻的团队已经取得了硕果累累的成绩，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纺织考古专家，您能否告诉我们，对于纺织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哪一步是最重要的？

王： 纺织文物的提取、保护与研究，每一步都很重要！但是考古现场的提取是最重要的，而且文物的研究工作也是从现场发掘开始的。第一步做得好，也是保证后面工作能顺利进行的重要一步，更是在后期研究中第一手资料获取的关键一步。

每一件文物最重要的信息都在现场，包括它的出土位置、颜色、服饰结构、穿着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后期研究中最关键的一手资料。特别是颜色，棺内环境在几千年中是稳定不变的、封闭的，可以很好的保存织物原有的颜色。然而，棺盖在打开的短短几分钟后，由于和外界环境、空气的接触，织物曾经绚丽的颜色会因氧化逐渐退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另外，现场的提取方法非常重要，如果方法不得当，文物不仅会受到损害，甚至会就此消失。

丁： 您之前提到了“实验考古学研究”，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研究方法吗？

王： “实验考古学研究”的概念起源于美国，是考古学的一种再现文物历史面貌的方法。顾名思义，它主要是运用实验手段复制文物，运用同古人一样的工艺和材料，以便更直接详细地了解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维过程。在大量实验的前提下，建立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以便较准确研究古代生产力等。这种研究模式最早在美国是运用于石器研究领域的。

1993年，在北京大学新建的赛克勒博物馆开幕时，现场英国艾兰教授提到我研究马山楚墓深衣的工作，问我衣服是否还在，让我赶紧回去拿复制的那件衣服赶来给哈佛大学的台湾教授张光直先生看。张先生惊讶地看了半天，最后张先生问我说“你知道你做的这是什么工作吗？这是在服饰领域做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并给我讲述了这个研究在美国如何从研究石器开始的，还鼓励我：别停顿努力，一件件做下去，将来摆起来，就是中国历代服饰文化博物馆。

只有动手去做，才能发现问题，才能研究的深入，实践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初我萌生复原这些文物的念头就是因为在发掘马山楚墓时，我发现内棺出土的很多件衣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腋下都嵌着一个方片。中国历朝历代服装都是平面剪裁、平面缝合，很整齐，但是这批衣服，每件在结构上都嵌有一块方片，这样的结构肯定有某种穿着功用，却没有先例可以遵循。单纯画图，解决不了研究这个结构功用的问题。并且，这些衣服出土时质地已经很脆硬，根本不能穿着，有些衣服的后背部已消失了，刚出土的时候颜色还很鲜亮，出土后就逐渐变的灰暗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对外展览，还是作为资料，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件件破破烂烂的衣服。我当时特别想知道这些衣服的原貌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想把它复制出来。（如图十）

图十  马山楚墓出土N10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实验考古研究成品

而这些衣服的复原着实费了不少力气，其中的艰辛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在复原的过程中我们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在复原N9龙凤虎纹绣单衣的过程中，所用的朱红色绣线是用矿物颜料朱砂着色，采用天然卵黄乳化剂与黏合剂——熟桐油混调，再加研磨得极细的朱砂颜料制成色浆，以揉染法着色，丝绸与朱砂的重量比约为1:1，高饱和的涂染着色可达1:3。（如图十一、图十二）关于朱砂染色，王㐨先生1973年以来做了多种试验。还有一些染色方法，平时知道怎么染就行了，但这次要真的实践，还是反复做了很久。

图十一  马山楚墓出土N9龙凤虎纹绣单衣

图十二   马山楚墓出土N9龙凤虎纹绣单衣局部

马山墓中的衣服领缘内、外都附有钉缝在上面的纹饰精美的丝质窄带，类似现在的护领或男士们使用的各色领带。这种窄带在马山墓中共出土了四种，而尤以N10凤鸟花卉纹绣绵衣上的最为精美。这条带子宽6.8厘米，花纹单位长17厘米。（如图十三）最开始经多方探讨，认为其定名为“绦”较好，在考古报告中也是这样写的。但我们在复制时就发现了问题，当时请南京云锦所用织锦方法去复原，根本做不出来与文物正背结构都一样的织物。正面好像可以做，但是背面的结构不对。后来我想这会不会是绣出来？于是我就先自织一条带子，带着绣娘按绣的工艺，依意匠图来做：先织一根与文物等长宽的带子，染成咖啡色，再数着布丝一针一线地绣出来。最终将其复原出来了，与文物的工艺一模一样，因此还发现了一种失传的新的绣法，我称之为“纳缕绣”。仅这个领子就需要一个成熟的绣工用半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如图十四）

图十三  马山楚墓出土N10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

图十四   马山楚墓出土N10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实验考古研究成品

此外，在复原的过程中我也终于弄明白了这些衣服的特殊结构，它们在腋下镶嵌了一个方片，文献上称之为“小腰”。这样的衣服上身后，腰部会自然收敛，胸部前耸，结带束腰，“下裳”部分即作筒裙状变化，“上衣”即呈现自然立体。所以，后来英国学者威尔蒂看到后评价说这是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用平面剪裁做出了立裁的效果！

这么多年来，这个实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我一直在使用，也指导着我的学生们用。在首都博物馆工作时，我们还复原了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洒线绣百子衣（如图十五、图十六）和万历皇帝十二章缂丝衮服（如图十七、图十八）。

图十五  孝靖皇后洒线绣百子衣

图十六  孝靖皇后洒线绣百子衣复制 

图十七  万历皇帝十二章缂丝衮服复制正面

图十八  万历皇帝十二章缂丝衮服复制背面

丁：您提到的实验考古，它进行的工作是似乎是和生产实践相联系的。那么能否请您具体谈谈服饰文化以及纺织考古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吗？

王：我一直提倡，我们的工作要力求做到考古、科研、教学、生产相结合。以纺织服饰为核心的中华服饰文化在数千年的悠长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同中华礼仪、艺术、农业、科技、国际经贸、文化交流等许多方面融合，编织出了灿烂辉煌中华服饰文化。先秦时代，较为成熟的服装制度就已经出现。得体的按照制度身着特定色彩、纹饰和材料的服饰不但是身份与财富的象征，更是对他人的尊重，也代表着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封建时代，宫廷贵族追求服饰的华美，不计成本，促进了纺织刺绣技术的发展；而充满智慧与创造力的的民间大众又探索出新的技术和纹样，进而影响了“上层社会”对于服饰的审美。可以说，服饰文化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从生活中来的，对于服饰的审美追求也从来都和生产、生活紧密相连。

沈先生一直有“中国人穿中国衣”的心愿，这也是作为中国服饰研究者的我的心愿。但令人惋惜的是，几千年代代传承的服饰文化在当今中国似乎已经奄奄一息。我看到年轻人中有一些汉服社团、小组，但在实际社会生活场景中，我们却仍然没有可以广为适用、合乎制式的中式礼服、常服、休闲服。很多时候即使有中国传统服装，也注意不到那些精髓的东西。现在我们所穿的服装几乎完全被西化，穿洋装，追各种大牌。有人曾告诉我在出席某国际会议时，埃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代表都穿着自己国家传统的服装，然而，作为“衣冠大国”的中国的代表们，却身穿各种国际大牌，是国际服饰的杂牌军——这种文化缺失现象更使对于中国服饰文化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并了解中华传统服饰，并把它带到真实生活当中去。作为一个服饰文化学者，我也希望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国家代表们发扬传统文化，身着中国的传统服装出现在国际舞台之上。

设计中国国服先要从中国面料入手。我国古代的纺织技艺曾是世界领先的，但至今很多都失传了。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让一些纺织品得以幸运的保存下来。1972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颜色鲜明的丝织品震惊世界，就是因为用事实证明了以前只在文学作品里读到的、我们古代辉煌的丝织技术。但现在我们的生产、研究可以说是滞后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在中国各类传统文化中，纺织文化和技术几乎是断的最彻底的。2014年APEC会议领导人所着的宋锦，实际上还达不到古人宋锦的高度，最多算是仿宋锦。这种断层首先是清代闭关锁国导致的，而之后，在上世纪20年代，日本一方面在其本土保护传统技艺，另一方面，社科院的刘克祥研究员在他的研究中提到，日军在二战中有意破坏中国丝织制造业。因此到了新中国成立之时，纺织行业可以说是百废待兴。

现在，我们的国家强盛了，在科研、教学、生产中，应该努力寻回古代技艺，复原古代技艺。比如罗的织造。罗曾是中国古代帝王、贵族专属的夏季面料，其透气性、装饰性都非常强。我们出土的战国文物，整件衣服绣的底料就是非常细的菱纹罗等，非常瓷密。但现在即便想复制，我们连底料都没有。罗的织造手法非常难，加上织机已经失传，我们古代有十几种罗，现在只能织造很简单的几种。因此，近几年，我一直和苏州一些工艺大师在探讨、研究、复原古代罗的工艺。

还有就是2007年出土的东周织锦，是纺织考古实物中最精美的之一，虽然距今已经两千六百年，但一公分内保守的说有240条经线，可以代表当时纺织品织造的水平。要织出这样精度的锦，养蚕缫丝的工艺一定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这样的锦现有的现代机械织不了。所以07年挖掘出土之后，我也一直在和技艺传承人一起研究，尝试复制。还有就是以前最早的织锦都是经锦，也就是经线起花，但现在所有的织锦都是纬锦，因为经锦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在四川丁桥织机的基础上增加了综片，可以比较好的将经锦复制出来。社科院创新工程，连续两年，一个几何文锦，一个狩猎文锦，都已经复制成功。

沈先生一直提倡“古为今用”，他认为研究和保护是继承范畴，更重要的是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工艺技术不能丢。中国人对服装穿着的理念、色彩的应用以及礼仪方面，不仅要保持自己的传统，又要有时代的气息。我国历代的服饰传承就是这样，一方面保留前代的精华，同时也融入新的元素，形成当代的服装。我们需要国服、礼服，所有的服装都应该有中国元素，但也需要紧跟时代潮流，适应社会发展。比如现在有些学校设计的汉服完全遵照以前的服饰剪裁，这是不科学的。因为服饰也是有自己的演化过程，有自己的时代元素，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现在提倡中国服饰，不是复古，应该是既要保存中国服饰元素，同时还要融合时代元素，二者要结合起来。紧随经济和时代发展步伐，既有中国元素，又有时代元素，才是可行的。

自党的十八大会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这其中也包括中华民族伟大服饰文化的复兴。尤其是总书记提“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也许可以重新唤醒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纺织品特别是服饰文化的关注和喜爱——这既是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增强中国软实力不可忽视的内容。

丁： 谢谢王老师！最后能不能谈一下，您对纺织考古这个工作、这个学科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许？对我们这些年轻学子有什么要求？

王： 其实，有不少纺织品文物都亟待修复，这是非常紧迫的一项工作，所以希望不管是民间人士，还是国家层面，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给予一些支持。否则，这些出土文物经过长时间的存放，受到温度湿度的影响而劣变，当想抢救的时候，可真就来不及了。

我们的人太少，任务量太重，工作根本做不过来，只能穿插着进行。我这里的年轻人都是本科、硕士毕业，是一群对这个工作非常热爱，不怕累、不怕脏、不怕苦、不计较名利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我亲手带起来的，就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是真心待他们，把一些关键的技术传授给他们，所以我很珍惜这些年轻人，他们也很珍惜我。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认识这个学科，喜欢上这个工作，并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里面来，把沈先生开创的这个服饰研究的事业继续下去，为国家做出切实的贡献。

遗憾的是，至今纺织考古的学科还没有建立，这么多大学还没有一个和我们这个专业对口的学系。因为这个专业需要的人才，要掌握基本的考古常识，要有起码的各类织物组织的辨识能力，还要对服装的裁剪、设计及加工服饰的各种刺绣工艺以及印染工艺的基本了解。服装离不开纹样和色彩，这方面的辨识基础知识也要简单掌握。对一位学子来说这些需要经过本科、硕士、博士的专业学习才能基本掌握，毕业后才能有条件步入这个领域较从容的开始工作，这是我几十年的一点感悟。

中国的纺织服饰文化研究和实业的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照搬已然朽损的文物，也不是粘贴辉煌的片断。纺织服饰是活生生的，它们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对它们的研究与再兴也只能踏踏实实地去积累。它不是一个本科、一个博士的学习就能担当的起的，但是却需要学子们去经历本科的普及学习，硕士研究生的积累总结及博士甚至一生的钻研求知。文化需要真真实实、踏实肯干的人来继承和发展，国家需要能继承、研究，有真知实践的科研梯队。于别人我没有什么要求，但我们国家与文化的未来却着实落在你们的身上。

注：本文原文于2016年9月发表于《艺术设计研究》杂志总第七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