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神话中，珀伽索斯（Pegasus）就是长着双翼的飞马。据说它是美杜莎与海神波塞冬所生，曾被柏勒洛丰驯服，但当柏勒洛丰试图骑它上天堂时，它却将柏勒洛丰摔下马背，独自飞到宇宙，成为飞马座。珀伽索斯的马蹄踩过的地方便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获灵感。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它又成为艺术和科学女神缪斯的标志（图一）。
图一 意大利国立伊特鲁利亚博物馆藏陶罐上的
珀伽索斯图像（前525年）
在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北朝晚期至盛唐的织锦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有翼天马的形象，其原型就是珀伽索斯。根据其技术特点，有着翼马纹样的织锦可以分成东方系统斜纹纬锦（本文简称“唐系纬锦”）、西方系统斜纹纬锦（主要包括波斯和粟特两个地区，本文简称“波斯纬锦”）、东方系统经锦三大类，其织物风格与纹样设计亦不相同。
一些日本染织史学者曾经进行过相关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太田英藏的系列文章【1】。本文将梳理以前发表过的和近期新见的相关织锦材料,进行纹样复原和类型研究，并将其与隋代何稠仿制波斯锦的史料相联系，考证唐系织锦在学习波斯锦织造技术后得到提高并超越的过程。
一、唐系翼马纬锦实例
已知有着翼马纹样的唐系纬锦实例共有10例，其主要纹样是连珠翼马人物纹锦，也有若干件只有翼马没有人物。
1.连珠翼马人物纹锦之一
吐鲁番阿斯塔那TAM77号墓出土，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长1315、宽811厘米，用作覆面。最初发表时被称为“连珠天马骑士纹锦”，基本没有织造信息【2】。后来，坂本和子对此进行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其经丝暗红，夹经通常是3根S捻丝线，明经通常是4根S捻丝线，各约15—17根/厘米，纬线共有白、绀（稍微带红的黑色）、绿、茶、浅茶色五种，24— 27—30付/厘米。其残存纹样有一翼马，一年轻骑士回首挽马。连珠团窠环的循环约25厘米【3】，可以复原连珠环上共有20珠和4 个回纹（图二）。
图二 TAM77 出土连珠翼马人物纹锦
纹样复原图
2.连珠翼马人物纹锦之二
TAM337号墓出土，长24、宽9厘米，原来用途不明。最初发表时称为“骑士纹锦”，在原文附表中有基本的织物信息。三重纬锦，夹经14根/厘米，明经14根/厘米，纬线有黄、白、蓝、湖绿四色，20付/厘米。在直径为26厘米、由20大珠和4个回纹构成的团窠环内，有一个高鼻多须、回首顾盼的骑士纹样。由于墓中伴出唐高宗显庆二年墓志，可以知道，这是公元657 年之前的织锦【4】(图三) 。
图三 TAM337 出土连珠翼马人物纹锦
纹样复原图
3.连珠翼马人物纹锦之三
TAM322号墓出土，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长24、宽1015厘米。此件织锦原与连珠双鸟纹锦缝在一起作为覆面，仅存有部分连珠环以及翼马的前下部，马背后可以看到骑士一足。坂本和子曾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其经丝浅茶色，夹经通常是3根S或Z捻丝线，明经通常是3—5根S捻丝线，夹经和明经均为13—14根/厘米，纹样的经向循环约32厘米，经向明显拉长。纬线共有橙、绀、青绿、茶色四种，15—19—22付/厘米，环共20珠【5】。据同出墓志可知，TAM322为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墓（图四）。
图四 TAM322出土连珠翼马人物纹锦
4.连珠翼马人物纹锦之四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这件织物残片是美术家韩乐然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收集品，也出自吐鲁番地区。此锦原定连珠花鸟纹波斯锦，残存一马头和翅膀局部，马头伫立一鸟，马侧有一人像，穿着与上述几件相似【6】。20珠环，其经向残长2017厘米，几乎是整个纹样循环的一半，由此推得其正式循环约在40厘米以上（图五）。
图五 甘肃省博物馆藏连珠翼马人物纹锦
5.连珠翼马纹锦
吐鲁番木头沟出土，大谷探险队盗掘品，日本私人收藏。此锦是盗掘品，据说出自吐鲁番木头沟【7】。其最早的研究是日本学者奥田诚一，他认为这是属于东亚系统的纬锦技术【8】。后来太田英藏也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技术分析。其图案较小，连珠环共有16个连珠，左右上下穿插了4 个回纹。织物下部出现横向的连珠带及一半的宾花，可能是织锦的起头部分或是中间的纬向裁边。经线S捻，棕色地,深蓝、浅蓝、白色纬线显花，16珠环，窠内一马。该锦在发表时无尺寸信息，但可通过同页发表的连珠花树对鹿纹锦推测，连珠的直径约在13—14 厘米（图六）。
图六 吐鲁番木头沟连珠翼马人物纹锦
6.连珠花树翼马纹锦
敦煌藏经洞发现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品（EO1202）。此件为伯希和所得敦煌藏经洞藏品，共有呈三角形状的两片，大片长25、宽28厘米，小片长13、宽17厘米。织锦严重褪色，目前仅见在棕色地上以深蓝、浅蓝、白等色纬线显花。由残留的两部分可复原其图案的大概面貌，连珠团窠较大，共有24珠，穿插4个回纹。团窠中间是一棵花树，枝叶茂盛，树下两侧各有一匹翼马，低首扬蹄，相背而立，可以看出在马侧还有其他装饰，但无法判断是否为人物。经线S捻，团窠直径约在26厘米左右，在窠外装饰有十字宾花（图七）。
图七 敦煌藏经洞出土连珠
花树翼马纹锦复原图（刘珂艳绘）
7.连珠翼马人物纹锦之五
现藏中国丝绸博物馆（3269）。此件或为服饰残片，形状不规则。连珠翼马人物纹锦只是作为此件服饰的边缘，经线S捻，残存经向50、纬向57厘米。图案中残存连珠环和对马的下半身，两马之间有一树干，马下有一小花。马带有明显的翅膀，马后有一人手挽马颈，马后还可以看到骑士的站脚。连珠环上可以看到位于左右上下的回纹，此图的结构大约可以复原，其连珠总数推测为24个，团窠循环约在45厘米（图八）。
图八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连珠翼马人物纹锦复原图
8.连珠翼马人物纹锦之六
现藏中国丝绸博物馆（2744）。此件残长44、宽22厘米，经线S捻，共有两个团窠。每窠上有24个连珠和4个回纹，窠径约为20厘米，窠外以橙色为地，窠内以白色为地。两侧为两匹翼马，造型与其他翼马接近，马背后有一人物，但造型不清。马肚下可以看到一脚，穿有皮靴，脚旁有一枝小花。
9.四天王狩狮纹锦
现藏日本奈良法隆寺。原物长250、宽13415厘米。经线S捻，红地，大型的连珠团窠，共20珠和4个回纹。窠径达43厘米，横三窠，纵五行，中间一棵果树，树上还立有小鸟。树的两侧上下各有一骑，共四骑，相背反身射猎狮子。其中上骑马头相对，马臀部烙有“山”字印记，骑士反身拉弓，劲射扑上来的狮子。下骑马头向外，马身黑色，臀部烙有“吉”字印记，骑士也是反身拉弓，射猎狮子。团窠之外有复杂华丽的宾花作饰，宾花之中还有连珠环的装饰【9】（图九）。此件织锦在寺里传为圣德太子的纹旗，但此锦未见载于《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直到镰仓时代的《太子传私记》的网封藏中，才见到“四天王文锦一丈许赤地”的记载。
图九 日本法隆寺藏四天王狩狮纹锦
10.大窠马大球锦
出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原件出自高昌重光元年墓（即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主体动物纹样已残，仅存部分连珠环与部分宾花。武敏“从残存部分推算，标本原件的环形球路直径约为40 厘米。……主体花纹似为横向左右均齐式骑马狩狮纹样”。但是从公布的照片上无法看清连珠环中的主题纹样，武敏将其定名为“大窠马大球锦”或“独窠马大球”【10】。
以上连珠翼马纹锦虽然团窠有大有小，翼马时双时单，人物也时有时无，有时骑在马上狩狮，有时只是站在马侧挽马，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技术特点：它们都是经线加S强捻的三枚斜纹纬锦，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唐系纬锦”。以上10件织锦中，有8件经过本人或日本学者的仔细观察确定，所有经线均加有S向捻，只有TAM337所出连珠翼马人物纹锦和大窠马大球锦未有机会观察，但从其他织锦的技术特点来分析，这10件织锦应该是采用同一系统的技术织成的。
二、其他系统的翼马纹锦
1.安底诺伊出土的连珠翼马纹锦
早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多件连珠翼马纹锦之前的1897年，埃及的安底诺伊（Antinoe）遗址中就曾出土过一大批同类型的连珠翼马纹锦，此锦分别收藏于法国的一些博物馆中。例如里昂织物博物馆中的连珠翼马纹锦（Inv18971 Ⅲ15），长31、宽1615厘米，循环经1311、纬1311厘米，三枚斜纹纬锦。经线Z捻，15付/厘米。纬线一副中三色，织阶为2副，52副/厘米【11】（图一〇、一一）。
图一〇 法国里昂织物博物馆藏
连珠翼马纹锦
图一一 法国里昂织物博物馆藏
连珠翼马纹锦复原图
同样的织物在卢浮宫也有保存，有多片不同的残片。如一件残片是经向1215、纬向17厘米；另一件是经、纬向均为17厘米。多为白地，深蓝色和棕色纹样（Gu11138）【12】。后来在雪努夫斯基博物馆展出的有更多的连珠团窠翼马（inv E129210）【13】。日本学者在研究论文中，曾提及此类型锦在巴黎吉美博物馆中也有收藏【14】。
2.粟特织锦中的翼马纹锦
翼马纹在粟特风格的织锦中也十分常见。目前所知共有两大类型。其中一种是成行排列的昂首行走的翼马纹，外面没有团窠连珠环。这种翼马在乌兹别克撒马尔罕遗址的壁画上可以看到，传世实物也有多件。例如罗马梵帝冈博物馆的红地翼马纹锦（编号为T117） ，该织物残存两排翼马，下排基本完整，一齐右行；上排只剩一半，一齐左行【15】。中国丝绸博物馆也藏有一件红地翼马纹锦（2686），经向长52、纬向宽51厘米。此件锦片以红色经线为地，白色纬线以斜纹纬重组织织出图案。图案残存3排翼马，每匹马高约19、宽约15厘米。中间一排3匹马右行，上排两匹和下排3匹均为左行。马的头顶带有六瓣小花状的冠饰，颈上系有连珠纹带，颈后还有两条飘带，呈水平状飘扬。马生双翼，翼间亦饰有连珠纹，四足及尾部亦用绸带系缚作为装饰。马的造型十分平稳，是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图一二）。
图一二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红地翼马纹锦
另一种类型是饮水马纹锦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博物馆中藏有一件饮水马纹锦，其实更像食草马纹锦，各马横向对称排列（图一三）。同类织物也见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的Katoen Natie收藏品（inv1 no 938a），该件织物还经过了碳十四测年，年代为605—685 年【16】。还有一种饮水马锦见于香港的贺祈思藏品，是方格连珠纹中团窠连珠纹的对饮水马（图一四）。两马相比，后者造型较为简陋。
图一三 日本丝绸之路博物馆藏饮水马纹锦
图一四 贺祈思藏连珠饮水马纹锦
3.斜纹经锦中的连珠对马纹锦。
唐代初年，斜纹经锦中也出现了一批连珠对马纹锦。连珠团窠大多体型较小，红色作地，白色作花。深蓝色多用于勾边或作为连珠环底色，但亦经常用绿、深褐色替换。此类织锦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早有发现。斯坦因在阿斯塔那的盗掘中，就发现有连珠对马纹锦（Ast1IX13102），从其复原的绘图来看，连珠圈中起码有两种纹样，一种是昂头的马，一种是低头的马【17】。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中也藏有类似的织物，应该也是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18】。该锦上有一个完整的连珠环，环有一对昂头的马，马下踏有花簇。还有小半个连珠环，可以看出是一对饮水马纹样，并可以看到露出马蹄之后的水波纹。更为完整的同类织锦于1959年在阿斯塔那302号墓（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中发现，原件长约19、宽约18厘米。
此锦上下共有两行、两列较完整的连珠团窠，上行是对昂首马，下行则为对饮水马。四马均体生两翼，颈扎飘带，头饰日月冠。各连珠环之间用八瓣小花相连【19】。同类的织锦不仅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图一五），在青海都兰地区的吐蕃墓中也有不少发现。其中一类与吐鲁番所出连珠对马纹经锦基本一致，另一类的连珠团窠更小，各连珠环间完全分开，不相连接【20】。吐鲁番出土文书TAM151《高昌重光元年（620年）布帛杂物疏》中，有“饮水马锦镇（枕）二”的记载，很可能指的就是这类连珠对马纹锦。
图一五 吐鲁番出土连珠对马纹锦
4.日天纹锦中的翼马形象
西北地区还出土过一批表现太阳神出行的日天纹锦，织物的组织均为平纹经锦，年代较前述各锦更早。其中最精彩的是青海都兰吐蕃墓地出土的红地云珠吉昌太阳神锦。整个图案由卷云连珠圈构成簇四骨架，并在经向的骨架连接处用兽面辅首作纽，而在纬向的连接处则以八出小花作纽。该锦全幅由3个圆圈连接而成，作为母题纹样的太阳神圈居中，另两个圆圈表现的都是狩猎和战斗场面。主圈中的太阳神坐在一辆由六马拉动的车上。手持定印，头戴菩萨冠，身穿尖领窄袖紧身上衣，交脚坐在宝座上。在这里拉车的马都是翼马，造型与其他的翼马非常相似（图一六、一七）。
图一六 都兰出土簇四云珠太阳神锦
图一七 都兰出土簇四云珠太阳神锦（局部）
三、连珠翼马人物纹锦的特点
1.唐式斜纹纬锦的技术特点
斜纹纬锦出现在西方，目前所知较早的实物出自以色列的Masada，年代为公元2世纪左右【21】。此外还有一个大类，大部分出自埃及的安底诺伊，分散收藏于欧洲各地的博物馆中。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过碳十四测年，年代大部分为公元4—5世纪【22】。斜纹纬锦在中亚地区也发现很早，费尔干纳的蒙恰特佩墓地就曾出土斜纹纬锦【23】。
中国境内的斜纹纬锦最早出自吐鲁番，据武敏分析，同类纬锦中年代最早的应是大窠马大球锦，出自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墓中，这恰好就是我们所讨论的翼马纹锦。其他两件有明确纪年的连珠翼马人物纹锦则为657年和663年，也属于初唐时期。虽然同一时期出土的纬锦数量不少，但这组翼马人物纹锦的特点具有明显的东方特色。从细节来看，最重要的特点是经线加捻的捻向为S向，与波斯和粟特系统的纬锦恰恰相反（图一八）。其用色也与西方织锦有别，以蓝绿类色彩为主。东西方纬锦另一个重要区别是提花技术。通过分析所有的唐系斜纹纬锦可知，其图案已在经向和纬向同时有着严格的循环，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提花机已被用于纬锦的织造。此时，织物的图案循环也可以变得很大，在我们所统计的图案中，大部分的纹样循环均在25厘米上下，最大的可达43厘米。但部分织锦带有较粗的织边，与粟特系统的纬锦相似。
图一八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连珠翼马人物纹锦细部
2.总体布局
总结唐系翼马纹锦的纹样布局可以看出，除吐鲁番木头沟一例之外，总体均是花树对马。最常见的是对称的花树对马，花树下共有两马，通常是马身跃起，马首朝外，马体相背。马侧各站立一人，伸手挽住马颈，回顾马后，形成两人相对的局面。这种人在马侧的造型在波斯银器上也有所见，现藏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件5—6世纪的伊朗银盘上就有此像（图一九）。两匹翼马相对，低头饮水，翼朝上，一人持直杆状物站于马前【24】。其实，在同时期的中国艺术品中也常见牵马行走的图像，甚至多于骑射的场景。如太原隋虞弘墓出土的石棺座上，就有胡人牵行翼马的图像【25】（图二〇）。出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的唐佚名绢本设色屏风《侍马图》中，也有侍者牵马行走的形象。
图一九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对人对马银盘
此组纬锦中也有骑马狩猎的形象，但仅见于法隆寺收藏的四天王狩狮纹锦，一个团窠之中共有四骑。据太田英藏研究，此锦可能是由第七次遣唐使河内鲸在天智八年至十年（669—671年）从中国带来的，当时唐朝与新罗联军在前一年一起攻打高句丽，这件四天王狩狮纹锦很有可能是唐朝政府的国礼【26】。所以这是较为特殊的情况。
无论是骑马还是不骑马，对马的中间通常都有一棵花树，这虽然可能是来自波斯的生命树概念，却在中国织锦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树形为一直杆，树上花果有着多变的造型，有时颇似葡萄，有时也像粟特艺术中的一些树形。小鸟有时也出现在织物上，如甘肃省博物馆藏的马头上就站有一鸟，法隆寺收藏的四天王狩狮纹锦的花树上，也有小鸟栖息其间。这一组织锦中的连珠纹也很有特色，基本上都是很圆的大连珠。与中亚织锦中的连珠纹相比，粟特系织锦为了省去挑花的麻烦，通常采用多经多纬的织造阶度（step）。而唐系纬锦此时已有新型的束综提花机织造，织造时可以采用更高精度的一经一纬的阶度，因而最后得到的纹样的光洁度很好。此外，连珠环上多由20或24珠连排而成，但在上下左右四方均穿插了方形回纹，这也与西方的主流连珠环不同。在安底诺伊出土的翼马纹锦的连珠环，之间用连珠新月纹作连接，粟特织锦中则用小花作连接。
唐系纬锦连珠环外的宝花也十分华美，远比波斯或粟特系统的纬锦要复杂。一般会有几个层次，还可根据图案的大小而变。最复杂的是在中心部位再加上连珠环，与当时四川生产的双珠团窠对龙纹绫或绮上的宾花较为相似。
3.翼马造型
此组纬锦中翼马的造型也十分稳定。一般都是身生双翼，前两蹄跃起。翅膀下有卷云模样托起，翅膀前侧先作龟背形，中间饰有一条连珠带，再是卷曲的翅膀，偶然也存在没有连珠的情况。翼马在西方的出现虽然很早，但早期西方艺术中的翼马均较为自然，没有很多装饰。与波斯系统纬锦中的翼马造型相比，两者翼的造型基本相同，但波斯系统翼的前侧主要是装饰成羽毛状，唐系翼马则无一例外地是龟背形。
唐系翼马的前胸通常有浅色过渡，此点似从粟特系统的大鹿纹锦中学来【27】。翼马的前腿跃起，后腿着地，蹄上有时系有飘动的绸带。有意思的是，正如太田英藏指出，每条马腿的两个关节上各有着一个白色的圆点，这也是唐系翼马上的一个特点。在西方系统纬锦中，白色圆点不见于安底诺伊的波斯翼马上，却见于粟特系统的对饮水马锦。
两地马头上的装饰也有不同。安底诺伊和阿弗拉西亚卜的行马纹锦的马头上都戴有冠饰，前者为一新月及小花纹的冠，后者则是圆珠形冠，马颈上通常也饰以连珠纹绸带，绸带一直飘到身后。唐系纬锦除了TAM337连珠翼马人物纹锦的马头上有一束红缨之外，马头上几乎没有什么装饰。马尾通常均已打结，系有绸带，这也是丝绸之路上马的常见装饰。
4.骑士造型
在此组纬锦中,有4件翼马人物纹锦保存了骑士的形象，其中最为完整的是法隆寺的四天王狩狮锦。在新疆TAM77和TAM337的两件翼马人物纹锦中，也能看到骑士的脸部。此外，甘肃省博物馆的一件可以看到较残的骑士上身。这些人物通常作戎装，更像萨珊波斯的国王造型。法隆寺四天王身上穿的是盔甲，盔甲下有半臂，短袖呈喇叭口，这种喇叭口的半臂在楼兰被盗壁画墓中不仅有画像的发现，同时也发现有实物【28】。同类的半臂在TAM337出土的翼马人物纹锦骑士和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翼马人物纹锦中也可以看到。不过更重要的是，TAM77翼马人物纹中，年轻骑士的肩上披着云肩，云肩外有皮带扎成交叉形。而且，TAM337所出的翼马人物还披有斗篷。这类服饰与波斯银器中的波斯王造型相似，如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中所藏的鎏金银盘【29】（图二一）。云肩的款式在中国出现很迟，在中亚、西亚其他艺术品上出现也很晚，但很有可能还是原产于西亚【30】。是较为典型的萨珊波斯时期的波斯王冠饰。贝克曼曾研究过波斯王所用冠饰，同类冠饰应在公元6—7世纪前后流行（图二二）【31】。另外几件翼马人物纹锦上的骑士头部残缺，冠饰无法复原，但依然可以看到明显的飘带装饰，这飘带却是狩狮四天王所没有的。这种飘带在各种波斯艺术中所见波斯王的形象中也十分常见。
尚存骑士脚部形象的织锦共有4件，其中四天王狩狮纹锦和TAM322翼马人物纹锦上可以看到骑士腿部造型，均有斜线装饰。比较萨珊银盘上的波斯王造型可知，四天王狩狮纹锦上腿部的斜线应是表现裤子，M322翼马人物纹锦腿部斜线则是更进一步的简化。而另两件翼马纹锦上仅留下平直的腿和脚，应为普通的皮靴。
5.连珠翼马人物纹锦与同时期织锦的比较
将唐系翼马纬锦与同时期各类翼马纹织锦相比较后，我们发现，安底诺伊出土的连珠翼马纹锦和属于粟特系统的几件翼马纹锦，其经线均加有强Z捻。翼马的造型也有着共同的特点，马体基本呈行走状，马具完备，装饰丰富（如马首冠饰、马颈连珠绶带及两条大型飘带、马腿绸带和马尾扎带等）。此外，马翼上亦有连珠带饰，但带前侧作羽毛状。图案的布局有在连珠环内和无连珠环平行两种，连珠环之间抑或不相连，抑或用连珠新月纹相连，环外宾花较为简单。相比之下，唐式翼马纬锦的经线加的是强S捻，图案饱满均称。除吐鲁番木头沟发现的翼马纹锦之外，其余翼马的造型总体呈跳跃状，除了TAM77所出连珠翼马人物纹锦为年轻骑士、脸上无须之外，其余3位骑士均为络腮胡，是典型的波斯人形象。骑士头上的冠饰也十分重要，可惜目前保存完好的只有法隆寺狩狮四天王的冠饰。冠作双翼，中间有日月装饰，沿经线方向轴对称。马的装饰虽不如西方系统的同类纬锦，但也较为丰富，马翼上有连珠带，带前用龟背形装饰。两马之间常有花树，马侧常有骑士站立。布局上总有连珠环，环上有4个方形回纹装饰，环外宾花总是华丽丰满。还有一类出现在经锦上的翼马，在造型和布局上均与唐系翼马纬锦较为接近，其织造技术则是十分明显的唐代平纹和斜纹经锦技术。
由此来看，唐系翼马纹锦是对西方系统的翼马纬锦的仿制，但其效果却比西方系统的翼马纬锦更好。而经锦上的翼马纹锦体积小、构图简单，虽然在图案上也算是一种仿制，但与西方系统的翼马纬锦却是无法比拟。
四、何稠仿制波斯锦的类型
何稠是我国设计艺术史特别是丝绸艺术史上的著名艺术家。关于何稠的记载《北史》卷九〇《艺术列传》和《隋书》卷六十八中皆有传，两者大同小异。但人们更喜欢使用《隋书·何稠传》：“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指隋文帝为周之左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这里说到的“妥”就是何妥，是何稠的叔叔，《北史》卷八二及《隋书》卷七五中均有传。综合两传，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何稠家族的情况。
何稠的祖上来自中亚粟特何国。《隋书·何妥传》中说何妥为西城人，查唐代无西城之地。据《通志》卷一七四《何妥传》，西城当作“西域”，因此荣新江认为，何家无疑就是粟特昭武九姓中的何国人。何国即是屈霜你迦（Kushanika），位于康国与安国之间，是连接东西粟特的枢纽，又译为“贵霜匿”，在唐朝时为贵霜州，故地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一度属唐管理。
何稠的祖父名叫何细胡【32】，名字中间的“胡”字，多少也传达了他与粟特胡人的关系。何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何稠的父亲何通从事的是昆仑玉或和阗玉的加工。何稠的叔叔何妥，十七岁时以伎巧事南梁湘东王萧绎。这里所谓的伎巧，应该是与艺术相关的技术。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何稠“年十余岁”，西魏攻陷南梁江陵。何稠就“随妥入长安”，在北周当官，御饰下士。580年周静帝死后，杨坚自封为左丞相，此年何稠就被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细作署管理一些精美的艺术品制作，一定会包括丝绸织造。杨坚正式称帝后，授何稠都督，又升为御府监，历太府丞。何稠仿制波斯锦的事情，应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史料上说何稠仿制的是波斯的“金绵锦袍”。“金绵锦”在语句上不通，鉴于当时线(線）、绵两字形近，或许“金线锦袍”更合理一些。但“金线”在当时并无用于织锦的史实，因此记载中可能有着夸大的成分。不过，波斯锦在当时确是存在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波斯锦”、“婆斯锦”、“钵斯锦”等名称，何稠主管细作署，受命仿制波斯锦也是合情合理。但何稠所仿制的波斯锦类型会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本文所讨论的唐系连珠翼马纬锦很有可能就是何稠仿制的“波斯锦”。理由有三：
第一，既然何稠是仿制波斯锦，应该就是典型的波斯锦，我们应该有可能从波斯锦中找到原型。连珠翼马纬锦在波斯和粟特地区有过发现，无论是织物的技术类型还是织物的图案和色彩，都是波斯锦中较有特点的一种，安底诺伊出土的连珠环内的翼马纹锦是最为明确的一件。而且，翼马纹样在中国其他艺术品（如石刻、金银器、铜镜、壁画）上的出现也说明，这种纹样在当时对中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第二，唐系翼马纬锦确实相似于又优于波斯和粟特系统的翼马纹锦。虽然两者的组织结构基本一致，但唐系纬锦的光洁度明显要好，图案轮廓的过渡也更为圆润精到。从图案的大小来看，唐系纬锦更大，大者直径可达40多厘米，普通的也在20厘米以上。从色彩来看，唐系纬锦的色彩更为丰富。再从图案造型来看，特别是连珠环外的宾花，唐式也要复杂和丰富得多。
第三，从这类织锦出现的年代来看，同类织物最早的是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其他几件织锦也是在657年和663年前后，均属初唐时期，到后来也不再多发现了。这类织锦只流行于唐代早期，正是何稠仿制波斯锦成功之后的一段时间。
五、结语
北朝晚期到初唐时期出现的翼马纹样，原型是希腊神话中的珀伽索斯。当时的翼马纹锦共有三大类，其中属于波斯和粟特系统的翼马纹纬锦是较早出现的一个类型，从地中海边到中亚粟特再到中国的西北地区，都曾发现过实物，说明它在丝绸之路上广泛传播。这一纹样较早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织造生产。在北朝晚期到初唐的经锦上出现了翼马的形象，或用作太阳神的驾车者，或独立成为图案主题，总体还显得简单和稚拙。第三类是在初唐间大量出现的唐系翼马纬锦，均以大型的、带有回纹的连珠环作团窠，窠内主要是相对跳跃的翼马，马间常有花树小鸟，马侧或马上还有骑士相伴，骑士的装饰还是萨珊波斯王的模样。
经与隋末何稠仿制波斯锦的史料比较后我们认为，这类唐系翼马人物纹纬锦，应该就是当年何稠进行仿制成功的波斯锦类型。何稠仿制的波斯锦数量不可能很大，但织工到后来可能开始大量仿制，最后导致民间也开始流行翼马纹锦。其质量总体来说，都比波斯粟特系统的翼马纹锦更精美、更复杂、更华丽。
【1】[日]太田英藏《大瑞锦狮子狩纹锦について》，《太田英藏染织史著作集》下卷，川岛织物文化出版局编，第107—131页，1986年。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图33，1973年。
【3】[日]坂本和子《吐鲁番出土染织资料解说》《吐鲁番地区与出土绢织物》第二节，第29页，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日本奈良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第117—142页，2000年。
【4】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第64—75页，第6页图4。
【5】同【3】，表第65件。
【6】俄军主编《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第227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韩乐然是朝鲜族美术家，1946年赴新疆考察，1947年飞经酒泉途中飞机失事，后来韩乐然的遗物就移交给甘肃省博物馆。此锦边上有韩乐然亲笔题记，记明此锦来历。
【7】[日]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卷一，第173页，1915年。
【8】[日]奥田诚一《东洋古代织物に于ける波斯模样に就て》《国华》第307号，1915年。
【9】东京国立博物馆《国宝法隆寺展：法隆寺昭和资财账调查完成纪念》，第157页，NHK，1994年。
【10】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11】Marielle Martiniani-Reber, Soieries sassanides,coptes et byzantines, Ve-XIe siecles, Musee historique des tissues, Lyon, 1986, pp.145-461.
【12】P.O.Harper, The Royal Hunter, Asia House Gallery Publication, 1978, p.132.
【13】Les Oerses sassaudes: Fastes d’un empire oublie （224—642），Fragments de manchette, Musee Cernuschi, 2006 , p.166.
【14】[日]太田英藏《犀纹锦について》《太田英藏染织史著作集》，下卷，川岛织物文化出版局编，第107—131页，1986年。
【15】Crisline Pantenlla-6988-83293，6988285138，also see Otto von Falke.Decorative Silks, William Helburn Inc., New York, 1936:fig.181.
【16】Antoine De Moor and Cacilia Fluck, Methods of dating ancient textiles of the 1st millennium AD from Egypt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Lannoo publishers, 2007, p.122.
【17】A1 Stein, Innermost Asia, Vol1III, p.1 LXXX1.
【18】《大谷探险队将来西域文化资料选》，第21页，图7，龙谷大学，1989年。
【19】夏鼐《考古学与科技史》，图版叁，科学出版社，1979年。
【20】赵丰主编《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74—75 页、82—83页，艺纱堂/服饰出版，2002年。
【21】Hero Grange Taylor在分析以色列出土纺织品时告知，文章待发表。
【22】同【16】，第115—126页。
【23】【乌】鲍可琼、赵丰主编《大宛遗锦——费尔干纳盆地蒙恰特佩出土丝织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24】Les Oerses sassaudes, Fastes d'un empire oublie （224—642），Fragments de manchette, Musee Cernuschi, 2006, p.99.
【2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
【26】[日]太田英藏《锦绫东西往来》《太田英藏染织史著作集》下卷，川岛织物文化出版局编，第273—283页，1986年。
【27】Zhao Feng,Three textiles from Turfan, Orientations,Hong Kong, Feb 2003, pp.125-311.
【28】李甍、范婷婷、于振华《楼兰LE北壁画墓半袖衫复原研究》，载于包铭新主编《西域异服》，第1—8页，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29】同【13】，第125页。
【30】赵丰《蒙元龙袍的类型及地位》《文物》2006年第7期。
【31】Arthur U1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Vol1V,The art of the book and texti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p.2235.
【32】《隋书·何妥传》写作“父细胡”，但《北史·何妥传》中写作“父细脚胡”。
刊《文物》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