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让世人震惊，大量精美神奇的青铜人像鸟兽、神树器物、纵目面具，以及金面具、金杖、象牙、玉器、海贝等等，让专家和大众都惊叹不已。尤其是2021年3月央视直播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大量的新发现更是引发轰动。在感叹之余，人们更为三星堆文物所展示的神秘特征和神奇文化所深深吸引。
在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的众多成果中，有一个发现可谓“轻若毫末”，并不被大众所注意，然而它的意义却“重过万金”——这就是丝绸残留物。大量丝绸残留物被发现于灰烬中，或附着于器形器物乃至面具之上，而且在丝绸残片上还发现了红黄白等颜色涂层，隐含了文字符号的可能。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认为，三星堆的丝绸发现证明古蜀地3000多年前就已经使用丝绸，而且可以窥见古蜀先民对天地神人的思考。三星堆的丝绸发现，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关于蚕桑丝绸的文化历史记述提供了关键性的考古实证。众所周知，丝绸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三星堆的丝绸发现，不仅证明了三星堆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而且开始揭开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神秘面纱。
大量的文史考证，都把人类丝绸文明的源头指向古蜀。
首先，作为人类文明的首要证据，古文字中“蜀”的含义就是“葵中蚕也，从虫”，而且以“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来象形，说明蜀地在古汉语里指的就是蚕桑之地。
其次，大量文史资料考证说明蜀人发明并兴起了蚕丝技术。“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地开国先王蚕丛，着青衣而劝民种桑养蚕，蚕桑丝织在蜀兴盛，至今留下了蜀山、青衣江、青神县等文史标志。而更早的蚕丝（缫丝）技术发明人，被历代尊为“先蚕”的嫘祖更是被众多的文史考证指向为蜀人。《史记》首篇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西陵氏，历代传 说和诸多考证认为就是古蜀的氏族。她的家乡就在今天的四川盐亭县，有历代保留至今的嫘祖墓、酬蚕节、嫘祖神话传说等文物文化。特别是唐代赵蕤四方碑的发现，更是提供了重要的文史证据。赵蕤乃唐代纵横家、李白之师，四方碑是唐代重修嫘轩宫（嫘祖墓）时赵蕤所题写碑记。其文曰：“黄帝元妃嫘祖。生于本邑嫘祖山，殁于衡阳道，尊嘱葬于青龙之首，碑碣犹存。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而且，碑文回顾了嫘轩宫的历史，“忆宫史，据前碑所志，补建于蜀王之先祖蚕丛；后文翁治蜀，大加阔筑；历经兵燹，已三缺三圆矣”，使嫘祖到蚕丛，再从西汉到唐代的几千年历史彻底贯通。无可撼动地奠定了蜀地作为丝绸起源地的文史地位。
嫘祖黄帝联姻，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共同奠定了华夏文明。
部落时代的氏族通婚，就是血缘联姻、政治军事结盟。而西陵氏与轩辕氏的联姻，其深远的意义更是蚕桑经济的繁荣扩张、丝绸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进而华夏文明的形成。
民族上，华夏民族血缘根脉形成。中华民族自述史自“三皇五帝”始，自称为“炎黄子孙”。中华正史《史记》详述了自黄帝、嫘祖始祖开宗的五帝族谱，“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指的就是后来的颛顼、喾、尧、舜。阴阳合而万代生，也就是说，蜀人嫘祖作为五帝开宗的母系血脉，与轩辕黄帝的父系血缘结合，共同造就了华夏民族千秋万代的血缘根脉，成为炎黄子孙的人文始祖。
政治上，古蜀部族和中原部族联姻结盟。加快了部族融合，扩大了共同的幅员领域、人口资源版图，成为强盛部族，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夏朝开宗的大禹，亦为黄帝嫘祖的血脉，也出生于蜀地“汶山石纽”，即今汶川、北川一带，当地至今有大量文史遗存。
经济上，蜀地的蚕桑丝织业与中原的农耕业相互扩张并结合，华夏特有的男耕女织家庭协作经济模式形成。丝织业成为与种植业并重的部族经济支柱，并成为部族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主要优势。农桑经济成为华夏文明的经济主柱和典型特征。
文化上，嫘祖母仪天下，“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泽被万代。“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以嫘祖始制的丝绸华服为典型文化特征的华夏民族得以正式形成和命名。华夏文明从此兴起，中华文明多元起源、融汇一体的江河从此奔流不息。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伟大意义。
在传统上，中国历代的历史考证偏重于文字典籍，而弱于文物实证，这也是我们很多历史记述的国际影响力较弱的原因之一。丝绸文明起源于中国，这是世所公认的，但丝绸文明在中国如果起源，又如何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却缺乏充分的研究与实证。三星堆的丝绸发现无疑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璀璨拼图镶嵌上了考古实证的关键一块。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文物考古越来越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特点，DNA等技术应用使考古发现成果也越来越令人叹为观止。就比如这次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就运用了最新的氨基酸分子检测技术。因此，在传统文史考证优势的基础上，增强现代科技下的文物考古能力，使文史考证与文物考古互相引导、互相印证、互相成就，才能真正回答那个千古之谜：我们从何而来？也才能真正知道，我们应当向何方去。
不仅仅是学术领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伟大意义更需要在大众中认知和传播。当前，文化创意作为由学术文史到大众文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也需要高度重视和大力拓展。以文创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具有特有的群众性、市场性、自发性、渗透性，也是近年来我们文创类高校在人才培养培训、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上的主攻方向。（作者为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兼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