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钩沉】

战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但那些将发展归功于战乱的人，都是别有用心。

王国华

魏晋时期，原先只盛产于北方的桑蚕业开始南移。这一方面源于南、北方的士大夫阶层对彼此物品的需求，一方面也因为人才和技术的南移。

说到丝织业人才南移，不得不提到当时的人口大流动、大迁徙、大融合。无论干什么，人都是第一要义，没有了人，其他都是白扯。

东汉末年直至魏晋，群雄并起，中央政府长期软弱未能实现大一统。与此同时，有一种叫做“部曲”的组织出现。最初，士族大户为了自保，把宗族、宾客、佃户、门生、故吏等组织起来，平时种地，战时出兵。许多苦于战乱的农民无路可走，纷纷投奔过来请求保护，而士族大姓正需要扩充规模，于是来者不拒，私募部曲。这种部曲相当于私人武装，全体人员只效忠“主公”一人。曹操手下的兵将只认曹操，不认皇帝，司马懿的手下也只认司马家族的人。部曲和主人之间是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各地军阀动辄带着部曲（甚至席卷整个郡县的人）一起东奔西走。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手工业者已经与农民共同沦为半奴隶状态。而有特别技能的人，为武夫将军所需要，则尤不愿意给以自由。

掌握丝织业技术的那些人，原本在北方老家生活得好好的，但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裹挟在逃难者、流离者、被俘者、胜利者的队伍中，跑到哪里就把技术带到哪里。这里有几个例证：刘裕灭姚秦，迁关右（亦称“关西”，汉唐时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百工来到南方。南朝的丹阳，有官设的“锦署”，专门为皇家服务，这些机工即来自关右的“百工”；北魏道武帝灭后燕，徙山东六州民吏及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三月诏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

随着丝织人才的流动和南移，南方宫廷里出现大量用织工。陆凯曾经上书给当时的吴主孙皓说，“先帝时，后宫列女以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乃有数千”。他对这种现象表示担忧，认为织工太多会带来奢靡之风。但在广大民间，提倡桑蚕之业逐渐成了应有之义。《三国志》中，有位姓华的大臣向孙皓建议应“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不可估量的储藏）”，“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并得到了正面回应。有了政策上的支持，民间的呼应，就有了对丝织业的认可共识。

同时，丝织技术也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和提高。织机的构造不像耕具那样守旧，在三国时期颇有改进。《三国志·方技传·杜夔传》注记马钧改良织机的事，说他“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总之吧，技术的改进属于全国性的，北方发明后，很快就会推广到南方。这还有归功于人口的流动。

南方的丝织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征收的各种税赋中，开始布绢皆收。晋书中提到，苏峻攻陷宫城，发现宫中收藏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这说明，绫罗绸缎不再是北方的特产，已经在南方扎根发芽，逐渐壮大。

也许有人说，看来是大规模的战乱促进了北方丝织业的南移，这么说战争也有积极意义喽？其实不然，战乱只是把北方的丝织业带到南方，而丝织业真正在南方发展起来，还是相对太平的隋唐时代。战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但那些将发展归功于战乱的人，都是别有用心。

(作者系深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