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被写进《周书》的故事。

公元551年，吐谷浑的第18代国君向北齐国派遣了一支使团。是外交的需求，还是战争的谋略？这支使团担负的使命，如今已无从知晓，可它的命运，却因为一次意外的变故，永远定格在了岁月深处，成为后人体察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不容忽视的细节。

据《周书》记载，使团的行踪引起了西魏的关注，西魏军队探听到这支使团回归的时间和路线后，在今天甘肃省张掖以南、武威以西一个名叫赤泉的地方伏击了他们。

突袭的成果出人意料。在这次战役中，西魏军队俘获了护送使团的将士和胡商240人，骆驼、骡子600头，杂彩丝绢数以万计。

是怎样的帝国支撑着这支奢华的商旅，又是怎样的贸易，必须要军队护送？

时光一去千余年，如今，这一切的一切都通过一方方小小的丝绸残片，让我们一窥端倪。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年轻的身影在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的草原上踽踽独行，他叫程起骏，是都兰县一名普通的牧业干部，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文史爱好者。

都兰是吐谷浑古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个庞大的草原帝国，为后人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墓葬遗迹，那些散落在草原深处的丝绸残片，是程起骏收藏和研究的对象。

在中国，丝绸加工贸易的历史悠久。

古罗马时期，这种来自东方的柔软顺滑的制衣原料，就曾在欧洲大陆上，创造过巨大的轰动，直至18世纪，丝绸依旧是中华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

不仅如此，在人们用丝绸这种独特的商品开展国际贸易的同时，也曾赋予了它不同的文化内涵，在考古界，有关丝绸的研究，历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程起骏在都兰县收集的丝绸残片可谓是蔚为大观。

8月31日，当程起骏先生向我们一一展示那些来自遥远古国的丝绸残片时，我们依旧能感受得到这些丝绸上闪烁着的流水般的光华。

青海丝路繁荣

这些丝绸残片的诞生年代，几乎与吐谷浑使团遭遇西魏军队伏击是同一时期。那时，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刚刚完成从东北到西北的迁徙，并以今天的柴达木盆地为中心，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学者周伟洲撰写的《吐谷浑史》记载，吐谷浑人“精明勇武，善于经商，精通多种语言，因此成为了中原和西亚地区的最理想的向导和商贸代理。”

程起骏先生说：“吐谷浑对中原商人和中亚胡商几乎不征收税务，所以，那一时期的青海迅速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

提起丝绸之路，很多人都会自然地想到河西走廊，其实，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呈桑叶状分布，青海境内的丝绸之路青海道，更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从地理构成上看，丝绸之路河西走廊道两山夹峙，是一条线，可是丝绸之路青海道却是名副其实的网络状分布。柴达木盆地向南可以通过益州(隋唐时成都)古道到达四川盆地；翻越日月山后，可以通过廓州(隋唐时贵德)水道从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域；往西，可以经拉萨到达印度半岛；往北可以通过祁连山中的多个垭口，经河西走廊与中原相连；往东，穿越河湟谷地后，可以直抵长安、洛阳。”程起骏先生说。

那是一个激荡豪迈的年代，学者们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连年战争，烽烟不息，善于经营的商人们只得另寻他途，与中亚西亚诸国从事跨国贸易。

“吐谷浑王国独特的地理优势、经国策略以及所处年代的历史特征，共同造就了丝绸青海道的繁荣。”程起骏先生说。

吐谷浑曾经富甲一方

对商业的扶持和重视，使得吐谷浑建国后，迅速崛起成为了青藏高原上富甲一方的贸易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每每提起吐谷浑时，多用“多金银牛马”的描述。

在对吐谷浑丝绸的研究中，程起骏先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吐谷浑人对丝绸的痴迷，绝不仅限于贵族，平民的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丝绸制品。

运输的漫长，制作的考究，使得丝绸历来价格昂贵，它是特权阶层的奢饰品

据古罗马史书记载，统治者为了防止黄金外流，维持国家的运转，曾下令平民不得使用丝绸。在对丝绸产地——江南腹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挖掘中，也很难在平民墓中见到丝绸制品。可是在吐谷浑，丝绸却不是什么稀罕物，它几乎成为了吐谷浑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程起骏先生曾经见过一只吐谷浑妇女使用的袜子，袜子由四种不同颜色和质地的丝绸缝合而成。颜色的搭配，纹饰的辉映，使得这只日常使用的袜子，看起来俨然是一件艺术品，这样对丝绸不惜工本的使用，历史上十分少见，吐谷浑的富庶和强盛由此可见一斑。

首次现世：丝绸上的酒文化

程起骏先生收藏的吐谷浑丝绸，有的轻薄绵软，有的厚实挺括，有的色彩暗淡，有的鲜艳明亮。程起骏先生说，这样的差异来源于东西方丝绸加工工艺的不同。

“江南地区是丝绸的发源地，这一地区生产的蚕丝强韧光滑不易扯断，有的甚至可以拉长到一公里，所以生产出的丝绸十分轻薄，西亚地区的丝绸纤维较短，多被捻成S形，用平织法织成片。”程起骏先生说。

在敦煌壁画中，曾出现过这样一个情节，一位远嫁的汉朝公主，曾将蚕种藏在发髻间，带到了西亚，蚕便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丝绸的制造技术从此后，不是秘密。

这样的画面，与史书的记载不谋而合。

程起骏先生收藏着这样一块丝绸残片，残片上的图案为湖蓝色，图案的主体是两只形象写实的狮子，狮子的造型栩栩如生，画面中的两只狮子低头厮磨，似在耳语，又似在嬉闹。

程起骏先生说，狮子为西亚特产，汉朝时才传入中原，因为缺少实物对应，中原的艺术家们在描摹这一奇特物种时多使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如此写实风格的狮子造型，在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的艺术品中几乎从未出现。

这方丝绸残片的主人是谁？它的故乡又在哪里？程起骏认为，在漫长的文化和商贸交流的历史中，中亚丝绸业曾出现过“回流”的现象，从这块带有明显的西亚风格的图案判断，它只能是舶来品。

另一块丝绸残片与那块织有狮子图案的丝绸残片一起，成为了程起骏先生丝绸藏品中最令人心动的精品。

这块绛红色的丝绸残片只有巴掌大小，画面的主体是两个身穿长襟窄袖袍装的男子，正在举杯欢饮，在他们的中间，是一只圆筒高颈的酒瓶。根据与关中地区发现的壁画对比后发现，这种长襟窄袖的袍装，正是当年十分流行来自西亚的胡服。

有趣的是，图案中，两个畅饮的胡装男子手中的酒杯是一对造型别致的高脚杯，而他们身边的酒瓶，造型上也与今天的玻璃酒瓶相差无几。

程起骏先生说，中国古代没有碰杯的酒俗，丝绸上胡服男子碰杯的造型表明，早在一千多年前，西亚地区已经形成了与今天大同小异的酒文化、酒风俗。

这块有关酒文化的丝绸制品还是首次发现。

重要的外交礼物

据不完全统计，在都兰出土的丝绸制品中，20%来自中亚和西亚，80%来自中原和江南。

程起骏先生介绍说，在都兰还出土过一匹完整的明黄色绸缎，绸缎上写有“薛举”两个字。

据程起骏先生考证，薛举是隋末唐初盘踞在青海东部和甘肃中部的一大枭雄，隋末时，他的势力达到顶峰，号称西秦霸王，军事强大的薛举甚至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打到长安，一统天下。无奈后来李渊登基做了皇帝，并将薛举视为打击的对象。薛举自知不是李渊的对手，便努力寻找盟友，吐谷浑便成为了他拉拢的对象。

程起骏先生说，“带有‘薛举’字样的丝绸制品很可能是他向吐谷浑进贡的外交礼物。”

据史书记载，唐王朝建国之初，无暇顾及西北边务，偏安一隅的薛举政权立国于吐谷浑和大唐之间，处境十分尴尬，不久后便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大势中消失了。

薛举政权并没有阻隔吐谷浑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大量的丝绸制品源源不断地通过他的辖地流向了柴达木盆地甚至更远的地方，那匹写有“薛举”字样的明黄绸缎出现在都兰就是明证。

庞大的丝绸贸易，让吐谷浑人成为了1500年前真正的土豪，在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它们用丝绸装点着自己的生活，炫耀着一个东方古国的昂扬气度。